给二先生的《雍正皇帝》当责任编辑，我沾了不少光。于是得寸进尺，就希望有一天把他的所有作品都拿到长江社来出版。二先生就是二月河。二月河是笔名，本名叫凌解放。不过这个“解放”不是全国解放之时，是1945年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得解放的意思。不少读者不知其名，写信时，尊称其为“二先生”。久而久之，这个“二”字成了他的姓，走在南阳的街上，如果有谁叫他的大名，他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呢。
二先生的处女作《康熙大帝·夺宫》出版至今，十五年间，他已经出版了13本约500多万字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散见于近十家出版社，还有不少名目的改编本、盗版本。书店订书，往往要跑几家出版社。读者真假难辨，买到改编本，说二月河不过尔尔。其实，此书非彼书也。如果能有一套完整的二先生的作品，不仅方便图书馆收藏，更方便读者购买。当然，二先生是畅销书的同义词，他的作品已经成了人们公认的经典，如果将他的作品全部留在我社，其意义可想而知。
有了这个心思，每次见面，或者通电话，我就向他鼓吹出文集这件事，二先生总是说，时机不成熟。我不知他是否说的心里话。二先生已不是当初的凌解放，不是十年前我找他约《雍正皇帝》时的宣传部“凌干事”。人家时下名满海内外，连中央的大干部，到南阳都指名要看看二先生。且不说出版社了，不是夸张的话，他打了个喷嚏，就有人从千里外扛着药箱给他送药——为的是搞好关系。于是我就绕着弯儿谈他的书，谈外界对他的书的评价，人家是绝等精明之人，一听就知我是在套近乎。当然我也夸海口，长江社如何如何有钱。为了证明这点，连原来签订的按稿费支付的《雍正皇帝》，我们也改为按版税付给二先生。当然，这是个折中的数字。离二先生目前的身价，还差得很远。但二先生和夫人总是说，够意思了。碰到有竞争者说到长江社如何如何时，他们总是说，人家讲义气。
《乾隆皇帝》的后二卷出版了，我想这下出文集的事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吧，可二先生又说，中国作协的翟泰丰书记都登门了，是替一家出版社来组这部文集的稿。我说，市场经济，大家来竞价嘛!二先生一脸的严肃，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不能言而无信。我想，这下完了。二先生天天和帝王打交道，等级观念是蛮强的。
2000年夏天，到神农架召开文艺出版社发行研讨会，路上，我用手机与二先生联系，其间问起文集一事，他说，你电话来的正是时候，可以谈。车在江汉平原的高速公路上飞驰，他那浓浓的河南腔从千里外诸葛亮隐居的南阳卧龙岗时断时续地飘进我的手机。车行了几十公里，我已经知道了个大概：原来说定的一家出版社因报酬没谈拢，目前正有好几家出版社和“二渠道”在竞价。这时，我又一次摆出财大气粗的架势。当然，也叙旧，也谈我们的优势。最后，他说，到时你与我的经纪人谈。
当初我听二先生说到“经纪人”三个字时，还有些一愣。哟，天天钻故纸堆的二先生还挺时髦的。其实，这是他的聪明之处，都是老熟人，讨价还价真有点不好意思。另外，他也是吸取教训。几年前，他将刚出版的小说就授权别人“改编”成话本小说广播，结果对方又以纸介质出版，不仅抢了他的作品的市场，还有点委屈了二先生的形象。我估计，他的经纪人一定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前年去京城，与其约见一次面，是时经纪人正在王府饭店采访巩俐，我只好坐在咖啡厅里等候，等到巩俐的身影离去，结果朝我飘然而至的是一位年轻的小姐。此人姓黄，北师大研究生，江苏人，我说话时，她抿着嘴唇笑——全看不出还有此等能力。小黄是现代知识女性，年轻，所以有人用很暖昧的口气说她是二先生的“秘书”。车到宜昌后，我与之通了电话。果然，谈起业务时就看出了她的成熟。当然，不外乎文集如何如何抢手，又夸我如何如何有眼光，二月河如何如何恋旧情之类的。
秋天，我驱车去了南阳，黄小姐从北京专程而至。
这一次，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