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出版后，得到了各方的好评，随着根据该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播放，再一次在全国掀起了阅读《雍正皇帝》一书的热潮。承蒙《出版科学》约稿，让我谈谈编辑体会，恭敬不如从命，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如果说有，那只能是雪泥鸿爪，片言只语。编学相长
不言而喻，《雍正皇帝》是历史小说，是写三百年前清代康雍时期的小说。其中大量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从清代的典章制度到礼仪服饰，从京都宫苑到乡野大衢，从皇帝阿哥到平民百姓，涉及的范围之广和人物之多，对于我这个学中文的并且编龄不长的编辑而言，编辑好这部书稿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小说中所写的宫廷礼仪、官员等级、穿戴、称呼等，是否准确，是否前后一致，都要认真核对。加之作者的字写得十分难以辨认，一篇500字的原稿，往往需要描几十处才能看明白，不仅三审有困难，连排版、校对也很棘手。由于字数多、写作时间比较长，时间的安排、人物的作用，作者自己有时也搞混淆了。如康熙帝有20多个儿子，人物出场有先后，在小说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作品中不免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我对这段历史并不很了解，在编辑过程中只好寻找能找到的字词典，弄清释义，有时通过文稿前后校异同来更正作者的笔误。有人认为我在编辑二月河先生的小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帮助他修改之类的佳话，其实，除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关于组稿的一些努力外，就作品本身，我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二月河先生尽管40岁以后才步入文坛，出手就是长篇小说，但他厚积薄发，小说艺术十分圆熟，我只是在某些技术方面给予了一些处理。尽管我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小说成书后，还是发现了不少遗憾。如古代的官员退休称为休致，作者在文稿中写成了致休，我望文生义，没有对此加以订正。还有古人对父亲和母亲称为怙恃，父亲去世称为失怙，母亲去世称为失恃，怍者恰恰把这点写颠倒了，而我当时并不知道，没有将此改过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后来有不少热心的读者提出了书中存在的问题。峨嵋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同志写来了长达十几页的意见，并在书上作了不少修改。当然，这些问题有些涉及到作者的写作习惯，有些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地说，通过《雍正皇帝》的编辑过程，我从中学到了不少历史文化知识。宣传推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二月河在文坛上是十分寂寞的。《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出版前，他已出版了《康熙大帝)系列历史小说的前三卷，除了冯其庸在《奔流》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介文章外，还没有哪位评论家关注过二月河的作品。文坛上提起他的作品，有些人尽管还没有读过，但却是一副不眉一顾的神态，或者说它那是通俗读物。有时二月河先生告诉我，某某人准备写他的评论，但一直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作为作家，也是凡人，二月河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出版后，自然希望得到圈子内的人的认同，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内，二月河是很寂寞的。《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于1991年出版后，我写了《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九王夺嫡)》一文，主要从他的作品的人物、语言、情节、文化氛围几个方面来评论作品。文章先是交给二月河，发表在南阳地区的内部刊物《躬耕》上，后来又发表在1992年3月号的《小说评论》上。后几卷出版后，我又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作品的语言特色写过几篇短文。尽管我人微言轻，文章发表后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反响，但对于寂寞中的二月河来说，不止是一种慰藉，也许这些奠定了我与他的深厚友谊。我谈这些，无非是说明做一个编辑，一方面要理解作品，理解作家，才能组到稿子；另一方面，你只有理解，才能与他展开平等的交流。当然，作为一个出版者，仅仅在报刊上写几篇文章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市场的拓展上做一些工作。1995年底，中国作协举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雍正皇帝》在读书班上受到专家的好评。我们抓住这个契机，于1996年初在北京与《雍正王朝》制片人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雍正皇帝》的艺术价值。评论家丁临一认为该书是《红楼梦》以来最为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不管此说是否言过其实，但会上的专家发言在《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上发表后，对于扩大《雍正皇帝》在读者和文艺界的影响，都起很大的作用。中央电视台在读书时间栏目中以“二月河和《雍正皇帝》”为题播放了12分钟的节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必渎书手册》中，将《雍正皂帝》列为当代青年必读的20种优秀文学作品之一。台湾、香港以及一切有华人的地方，都对《雍正皇帝》给予了关注。1998年，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向海外非华语读者介绍了《雍正皇帝》的片断，我写了篇文章附在当期刊物上。自此，二月河与他的作品，成了让人们与金庸并提的活题。
1998年底，我从二月河处得知了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消息后，立即选择能够影响新华书店和全同渎者的《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三家报纸的头版刊登紧急征订。随着电视剧的播放，订购和阅读该书的热潮不断高涨，一时洛阳纸贵，购者持现金在社里等候，出现了我社建社以来从未有过的销售旺势。这时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盗版本，于是我们在《新闻出版报》上刊登严正声明，悬赏lO万元捉拿盗版者。与此同时，又聘请律师，起诉北京的一家大出版社，就他们出版的所谓改编本《雍正皇帝》讨个说法。围绕电视剧及其原著《雍正皇帝》，全国上百家新闻单位均发表了有关文章，把《雍正皇帝》的销售及其影响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互相理解
从认识二月河先生开始，我不知与他写了多少信，通了多少次电话。每当我将电话打过去，不管二月河先生家里谁接电话，他们都能从电话的那一头听出是我。《雍正皇帝》第一卷出版后的八年里，该书在海内外读者中的每一点反响，无论是谁先知道的，都会互相通知对方。台湾的某某人读了这本书，报纸上是如何评价的。特别是《雍正皇帝》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中获得专家好评后．我们就这本书的评选动态，外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及可能出现的结果，经常交换意见。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同喜同悲，用二月河先生的话说：“风光了一阵子，结果又被黜回来了。”也许是外界不准确的消息大大提升了我的期望值，名落孙山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十分地伤感，而二月河先生还在电话的另一头安慰我：“作品还是由读者来评。”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稿费的问题。这套书当初签订合同时，第一卷是25元一千字，第二卷30元一千字，第三卷40元一千字。到了 1994年，二月河的作品渐渐为读者所认可，影响日趋扩大，但二月河先生没有对原订的合同提出任何异议。考虑到作家的实际情况，从1995年始，我们给二月河先生按码洋的l％支付印数稿酬，到1998年按6％支付印数稿酬。对这个问题，双方互相谅解，没有产生任何意见。
随着《雍正皇帝》的出版与发行，我们与二月河河先生的友谊日渐加深，也许是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吧，1997年，二月河先生又与我社签订了反映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的5卷本历史小说的出版合同。1998年底，我们出版了他的《匣剑帷灯》一书，他又表态将他的文集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1年春天，二月河先生1 3卷本的文集终于如愿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