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对历史的研究有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我们也经常说我的第六感觉怎么样，现代人又开发出来，说还有第七种感觉，就是潜意识，古代印度人在意识方面的研究比我们更深层次，他们认为人还有第八种意识，诸位阁下都是领导干部，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比如单位有一个新来的同志，过去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你和他一见面就产生了亲和力，这个人看上去很亲切，这个人会听我的话，会和我搞好关系，或者你也很可能一眼看上去他就不顺眼，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别扭，怎么这么烦人。实际上他过去和你一点儿瓜葛都没有。按照唯物主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古代印度人认为这是阿拉耶识在里面起作用，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像电脑储存器那样的东西，把你每天的生活都记录下来。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第一次见面，林黛玉就感到“这个人好生面熟！”同样在她还没有说出来，贾宝玉就说“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她”。实际上在他们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接触。那他们什么时候见过呢？是神瑛侍者给林黛玉这朵花浇过水，那么在他们的阿拉耶识里就储存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个话和我今天讲课没有关系，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二月河是山西人，两三岁就出去了，到了河南。我上次去北大讲课，北大的学生站起来问，二月河老师，你是河南人，河南人在外面的名声不好，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当时说我不是河南人，但是我是两三岁就到了河南，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我是吃着河南的米、喝着河南的水长大的，因此河南人今日有难，二月河愿与河南人共患。去年回来咱们山西的报界又问，你是山西人，又到了河南，你对老家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感？当时我就又说，我说我是吃河南的米、喝河南的水长大的，但我是吃山西的奶长大的，本人是山西人，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我血统里面所蕴含的阿拉耶识和在座的诸位领导干部，和诸位朋友是互相碰撞、互相融合，我们之间是可以产生亲和力的。
前年年底，在深圳我和金庸先生有过一次交流，当时探讨现在的人文建设问题。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小组会上他们指定我发言，我说我们现在的文凭在逐步地提高，而文明素质在逐步地下降。有什么根据呢？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之后，打开我们的网页去看，一片叫好声。我的几个朋友在我家里聊天，大家说得眉飞色舞，说得兴高采烈，我插了一句，我说里面有没有你的兄弟？里面有没有你的姐妹？假如是你的兄弟和姐妹在这个楼里面，你会不会这样高兴？大家感觉到很扫兴，但是我讲的是实话，因为这个楼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死的，这么大一个群体出现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小问题，这种腐败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到像成克杰、胡长青这样的高官，下到小学生，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跟老师讲，我爸爸在煤电公司工作，你如果缺煤，跟我说一声。这么小的人都知道依仗一些权势，一部分人可以欺压挤压另一部分人。我看到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犯了罪，被双规了，他就说：我小时候是个放羊的，或者放牛的，党和组织把我培养成了这样一个高级干部，可是我没有珍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受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纯粹是在那儿胡说八道，腐败这个东西它和意识形态无关，它是一种社会病，是一种反社会、反人类、反进步的恶瘤。你还不如说从小我爹我妈没有把我教育好，我见了钱就眼开，我就腐败了，这还比较合乎事实。因为黑社会的老大他也不允许他的会计随便拿他的钱，哪一个资本家没有会计呢？你可以胡来吗？各种各样的游戏都有游戏规则的，所以反腐败不要把腐败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白道腐败，黑道不腐败（我只是复述我那天的发言）。庄子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隔着门墙知其可否，（就是说知道这个东西能偷不能偷）智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分均,仁也。他有他的游戏规则，不杀带孩子的妇女、不抢邮差、如果按期把赎金送到的话在期限之前不撕票，这都是盗贼的规矩，盗贼他要保持他社会平衡，为了保持这种平衡，定了盗贼的规则。现在先把人杀了再要赎金，什么样的人他都抢，只要是钱就捞，这不是黑道的腐败吗？我们白道有腐败，黑道也有腐败，而且这种腐败正在向深层次蔓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整个民族都注意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被夷为平地，当时国联（当时还没有联合国）组织了记者团到波兰去考察，正是严冬季节，没有取暖的木材，也没有粮食，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完全瘫痪的状态，大家都认为波兰这个民族完了，只有一个美国记者说，这个民族不会完。为什么呢？在这样的天气下，我看见一对老年夫妻在他们的窗台上养着一盆鲜艳的玫瑰花，只要有一种精神旗帜在那里支撑，这个民族就不会出现问题，尽管他们受到了严酷环境的摧残，但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满洲人入关的时候，他们自身的兵力只有八万，吴三桂投降满清，他的兵力是四万五千，合下来有十三万左右。汉族人的兵力是多少呢？当时李自成在北京驻防的兵力就有100万，南宁唐王跑去福建称帝，南宁的武装力量有200多万，再加上散布全国的汉族武装力量总兵力应该在400万以上。这12万人对400万人如摧枯拉朽一样很快就解决了汉族武装，为什么呢？400万对12万人啊！因为当时整个汉民族腐败，缺少这样的一盆玫瑰花。近几年我们的死刑犯人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唐贞观年间，我们全国每年处决犯人是29名，现在是多少？光靠杀人能行吗？再说GDP，唐开元年间我们的GDP是现在美国的一倍，到了乾隆年间我们的GDP还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但是结果如何呢？经过20来年的时间，道光年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接着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从此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GDP可能再上吗？GDP能作为我们进步的标志码？不行的。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山西现在举办这样的讲座是一种非常聪明而且睿智的做法，就是说在我们山西人的心目中要栽培一份积极向上的、带有自己民族光荣传统的精神内涵，它可能不会对我们在经济效益上有多大提高，但是这种素质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持续长久的精神内涵的延伸，也是一种健康的精神世界的升华。
和金庸先生见面时，我曾说金庸先生你是个天才，二月河是个人才。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延伸和发展。我很多朋友不同意我这种说法，说金庸的书都是乱来的，乱写的。我说你爱看不爱看？爱看。我说因为他乱来你还爱看，这就证明他是天才。中国的武侠小说是从《史记·游侠列传》开始的，经过了几百年，到了唐人传奇，我们不少同志看过《柳毅传书》、《红线女》、《风尘三侠》，经过几百年有这么一点点突破；又经过了几百年，到了明清，出现了《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薛丁山征西》、《施公案》、《包公案》等等，这是武侠小说的又一次突破；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这一群人，又经过了几百年发生了这样一个突破：他们把现代人的思想融合进了武侠小说里去，形成了现在的新武侠小说，这又是几百年。我们怎么可能在一百年内就指望着上苍再赐于我们一个金庸呢？这种突破在文学上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到现在谁突破《红楼梦》了？《红楼梦》到现在300年了，300年当中有多少很棒的人在努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超越曹雪芹呢？那是经过长期的社会经历和人文积累构成的，在《红楼梦》之前还有《聊斋志异》，再往前还有《金瓶梅》，再往前还有《西游记》这些，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这样的过程经过了几百年的酝酿，最后才出现了《红楼梦》，所以我们很期望再出现一个金庸，这是我认为他是天才的第一个意思；第二点，金庸先生的书有些笔墨纯粹是胡说八道，有些时候连语法都不讲，但是他就能够牵引住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他的人文观念在推新，二月河不敢做这样的事。比如说清代的时候，北京人每年需要400万石粮食，这400万石粮食要通过运河运到北京去才能够确保北京政治上的稳定，但是像金庸先生小说中桃花岛上的人谁给他发工资啊？小龙女和杨过就在古墓里生活，谁出去采购东西呢？但他不交待，就这你也愿意看，所以天才不需要考虑人具体怎样生活，而人才就必须仔仔细细地想人怎么生活。
满清这一代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在史学界被人一致称为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时期”，从秦始皇到宣统有的说是276位皇帝，有的说是273位皇帝，还有说是500多位皇帝，版本不一。我想，如果说是500多位皇帝的话很可能连李自成、黄巢、还有白莲教的徐鸿儒一起算上了，但是我们正统的二十四史说延续了270多位皇帝或是260多位皇帝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那么这三代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传承史当中被称为是“回光返照时期”。我们在座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点过油灯，油快干的时候，灯快要灭了，火就不安分，开始跳，然后啪，灭了，这个最后的状态就叫回光返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康熙、雍正和乾隆，就是说我们对封建社会的认知究竟有多少，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是我们打开《红楼梦》这本书，能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和人类形态有多少理解呢？我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以后,责任编辑就跟我讲，说解放，你一定要把康熙帝的阴险、毒辣、虚伪、残忍写出来，因为康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而封建地主阶级的特质就是阴险、毒辣、虚伪、残忍。我跟他说康熙这个人真的是不阴险、不毒辣、不虚伪、也不残忍呀！是个很好的学者！我们现在已经承认康熙是当时的第一大学者了，我们学术界现在已经承认了，当时在我写书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的时候有家报纸用了一整版的篇幅评判二月河，说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那里面谈到，说承德市当时的市长下令推倒康熙的铜像，他的理由是康熙这样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者焉能够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城市上空耀武扬威？后来我在几个大学做了预言，我说今天这位市长把康熙的铜像推倒了，我在这里大胆预言，将来还会有一位市长重新把康熙铜像树起来，原因是什么？大家看一看我这几部书，写雍正的是《雍正皇帝》，写乾隆的是《乾隆皇帝》，康熙是《康熙大帝》。1985年，当时《康熙大帝》第一卷还没有出，编辑一听这个名字他就要读，大帝——Great！中国没有“伟大”这个词，我和他说中国有“伟大”这个词，我们在《清人笔记》里面随处可以见到“伟大”这个词。不过它不指我们今天政治上或者人格上的含义，而是说的是块头，说的是身材魁梧，体魄高大，这叫“体格伟大”。至于说“大帝”这个词，在《淮南子志》里面有，在《史记》正义通里面也有。俄国有个“彼得大帝”，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称康熙为大帝呢？彼得继位时间比康熙要迟，死的时间比康熙早，除了彼得修铁路而康熙没能做到之外，各方面的比较彼得都不及康熙，为什么俄国人可以称他为“大帝”，中国人就不能称康熙为“大帝”呢？有人说中国没有“大帝”这个词，那我们说的“玉皇大帝”是哪一国人呢？
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解决了台湾问题，他8岁登基，15岁智擒螯拜，19岁决意撤藩，平定了三藩之乱，最早地解决了中国的“台独”问题。我再举一个数字：明代崇祯年间，中国的疆土面积是350万平方公里，到了康熙年间他绘制了中国的第一张地图，叫做《皇舆全览图》面积是1400万平方公里。明代有个国策，叫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八达岭长城就是从明代开始修的，到了康熙执政的时候，他说：“朕以人民为长城。”采取这种民族亲和政策，我们才有今天这个56个民族的大团结，和这么大的领土。我们有这么大的领土，就像物理学里面不能回避牛顿是一样，你回避不了康熙，这是他大的方面；在小的方面，康熙懂七国外语。在座的有哪位能站起来说懂七国外语呢？他这些成就，无论国家大政还是个人素质，抽出每一件都闪着耀目的光彩。但我们为什么不讲呢？成分高。是个地主出身嘛！就这么一点点道理。写一本书要有理念，首先确定这个东西——用什么样的思想和理念指导你的创作。如果用阶级斗争的理论，那康熙就是个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必然是一个虚伪的、残忍的、冷酷无情的人，是一个各种各样恶劣的品质都集中起来的老地主。但是如果换一个理念，凡是在中国历史上对加强民族团结、对国家统一作出过贡献的；凡是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作出贡献的；凡是在文化、科技领域作出过贡献的，都要热情歌颂。我们现在还用《康熙词典》，康熙时期编出了《古今图书集成》，我们看到《雍正王朝》里面有个老三，三王爷，康熙让他专门负责文化，实际上三王爷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协主席，相当于我们的文化部长，专门主持文化工作，非常有成就。他停止修长城，采用民族和睦政策，丈量全国土地，绘制《皇舆全览图》，奠定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的幅员辽阔的版图基础。他轻徭薄赋，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用这三条标准来看康熙就完全另是一回事。
康熙所处的年代和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权稳固阶段，康熙15岁智擒螯拜那只是解决了宫廷里面的权利问题，因为满清入主中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甲申年三月十九，李自成率部队攻打北京，大概是晚上十点钟左右，李自成攻城的炮声就响了，这时候崇祯皇帝干什么呢？他下令撞响景阳钟，召集文武百官来开会。这个钟设在紫禁城里面，从明朝建国以来到明朝灭亡，就响过这一次，没有任何资料留给我们说他敲这个钟是要干什么，但是我分析这个情况，估计崇祯皇帝是准备搞一次集体自杀，他想用军臣文武百官集体自杀的壮烈行为激励全国军民抗击李自成的决心和意志，但是这个钟撞响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人来，这时候崇祯开始采取第二个步，给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下达杀人的命令，要求逢人就杀，给另一个特务组织下达同样的命令，他自己杀公主，他儿子他不杀，让他跑了就能延续，一边杀，一边说出了那一句千古名言，“谁叫你生在我家！谁叫你生在我家”！杀完公主之后，崇祯皇帝自己才开始逃跑。我们到故宫去参观，故宫门上的钉子都是九排，每一排都是九个，只有东华门上面的钉子是八排，版本不同，有人说这个门就是早上进些菜呀、米呀，还有故宫的粪便都是从东华门往外拉的，这是一种版本；另一个版本是说崇祯皇帝是从这儿跑出去的，这个门没有起到负责的作用，被人泛去取了一排。总而言之，他是从东华门逃出去的，到了朝阳门外就挨门挨户敲他那些大臣的门，希望有人能够收留他、保护他，但是没有一家人给他开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跑到了煤山自杀了，他最后的一道诏书是撕破了自己的袍襟，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上面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写给李自成的，“百官任尔杀，不可害百姓”。我写过一篇关于秘书的文章，我说崇祯皇帝缺了一个好秘书，如果这个秘书给他提个醒，咱们已经出来了，再向东走100多里地就是吴三桂的防地，我们何必去自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的历史怎样写，那实在是很难说的事情。崇祯皇帝就是这样自尽了，但是他本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形象以及他政治上的作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连李自成是他的死对头，在讨论崇祯死的文字里面也说:“君非甚暗”，说他不是个很昏暗的皇帝。
满洲人入关的时候打的是什么旗号？“为民复仇”，就是说我们要替崇祯皇帝报仇。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思维，你既然是为崇祯皇帝报仇的，现在李自成也被打垮了，你的仇也报了，你应该回你的老家去呀！他没有，而是自己坐到了北京城，成立了顺治王朝，然后有了康熙王朝，知识分子对这个事情是百思不得其解，大家感觉到很郁闷。孔子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亡也”。就是说你有君还不如我们没君呢，对少数民族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昨天我上了五台山，上面有个清凉寺，据说那儿是顺治出家的地方。顺治到底是不是出家呢？我个人认为顺治出家的可能性比较大，很多人反驳我这个观点，为什么不当皇帝，而是要出家呢？我们如果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考虑这个事情，别说是皇帝，就是科局长、小小的科员，要出家当和尚，恐怕他也有很多东西都是舍不得的，但我们不要忽略了顺治时期还是一个少数民族游牧部落的人，中国历史上皇帝出家的人的是，不光是顺治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特例。再一个顺治本人是一个用河南话说顺治这个人就是“别子”，就是说他性格比较别扭，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与皇后的关系都处得不好。董鄂妃死的时候是顺治十七年的八月十七，所以这个八月十五顺治过得很不痛快，他在十一月就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份遗诏，叫做罪已诏，历史上有很多皇帝留下了罪已诏，都是很笼统很简约的；但是顺治的这个罪已诏列举了自己的十七条大罪。现在有学术界考证，说顺治死于天花，天花这种病我们都知道，死的时候是极为痛苦的，别说是皇帝，就是一般人，碰到这样痛苦的一种病还能把自己的十七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列举出来吗？而且这些罪状很像是一个政治交待，所以我觉得顺治出家这种说法要合理得多。总而言之，他把江山留给了康熙。康熙在亲政之前，在养心殿的柱子上写了六个字：台湾、清藩、漕运。康熙在执政之前雄才大略就体现在了这六个字上，那个时候郑克爽就开始在台湾搞台独了，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靖藩”，是要清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这儿我简单介绍一下吴三桂，他是山海关的总督，此人打仗还是可以的，但他先叛明，李自成进了北京以后吴三桂是先与李自成沟通，他带上兵准备去投靠李自成，走到半路，听说陈圆圆被李自成的人给霸占了，这才“冲冠一怒为红颜”，带上兵又回到了山海关，这是他第一笔；第二笔，他到云南称王之后，本来还有点军事实力，但是明朝的流亡太子从缅甸逃回了云南，在蓖子坡上，吴三桂逼着太子自杀了，所以他这个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臭极了。他盘踞云南，和耿精忠、尚可喜这三藩，要用掉全国财政支出的2/3；他是西平王，在政治上又和中央政府对着干，这都让中央不能忍受。到康熙十八年，吴三桂感觉自己的位置受到了某种威胁，就试探康熙，上了一道奏章，说臣已经老了，我现在怀念我的故乡，请皇上恩准我回去养老。康熙这个时候就是在千方百计如何拔掉吴三桂，按吴三桂的想法，康熙你个毛头小子敢把我怎么样？没有想到这个奏章上去以后康熙如获至宝，立即就批准，说足见你对我们有多么忠贞，我们大清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功劳，而且派了两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去安置他，给他钱，要多少给多少，另外一个工作组到辽东给吴三桂盖高楼大厦，盖别墅。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造反了。这个仗打了五年，打了五年仗他没有打过康熙，被打得稀里哗啦这样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漕运”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北京有个白莲教，有人问我那个白莲教是什么东西，我说那就是当时的李洪志，我当兵时，我们部队里面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名人叫做二月河，另一个名人叫做李洪志，我们是过去的战友。当时白莲教是明代徐鸿儒沿袭下来的教派，这种教派一直贯穿清的始终，如果400万石粮食运不上去，白莲教这个组织就会危及中央王朝的安定。我们知道，运河是个南北走向的河，有的地方是向南流，有的地方是向北流，但和黄河有一个交叉口，大家知道，黄河的泥沙含量是世界之最，一旦黄河决溃，就会把运河堵得一塌糊涂，运河堵了，粮食运不到北京，北京的政治问题就会出现，因此，修治黄河也是康熙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康熙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汉族知识分子的问题，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康熙王朝对清王朝的不满。为什么呢？崇祯皇帝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清兵既然是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来的，完成任务你走就行了，结果你没走，自己占领了。因此这些民族情绪，有两条，一个是民间念念不忘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著名文人召集在一起写文章、写诗，讽刺性含沙射影地攻击清王朝的统治，搞得人心不稳固，危害性极大。
所以，在康熙23岁时决定开一个“博学鸿词科”，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在这之前只有武则天开过“不求闻达科”。康熙选择顶尖的、大师级的学者来参加考试，由各省、各府的提督、总督来推荐。比如我们河南省委书记可以向中央上奏章，说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名叫二月河，在群众当中威信怎么怎么好，学问怎么怎么好，道德文章都挺好，请求中央批准他来参加这个考试。中央政府一旦批准，二月河就不叫二月河了，就改成了“征君”，然后送到北京。当时的车轱辘都是硬的，用粗草把它包起来，把我从南阳推到北京，相当于现在的坐专机去参加考试，考上考不上一律授官，享受这样的待遇。咱们山西的傅山就被推荐参加这样的考试，当时以傅山为代表的很有骨气的一批人，还有黄宗羲，这几个人是坚决不参加考试，你推荐我也不去，中央政府点名我也不去，你把我捆起来送到北京去，我都不参加考试，傅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又叫傅青主。他们这些人有的坚卧古寺不参加考试，有的是到了考场上故意交白卷，故意把诗写错，希望考不上，保留汉族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尊严。但是康熙特别能忍受，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笑嘻嘻地全部接受，考上考不上他最后都全部给了官，而且用车马送傅山回了山西，还给山西的巡抚写了一封信，对他说虽然傅山老先生不参加考试，但是这个人有骨气，朕是非常佩服的，不可轻慢，他家里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要时时给我汇报，要好生招待。有的人说那是不是康熙这个人虚伪，他故意作秀呢？我最初也以为是这样，后来查到了康熙五十六年的一个资料，打消了我的疑虑。这个时候他的威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已经没有巴结汉族知识分子的必要了，但是他给山西巡抚写了一封信，问傅青主家中还有什么人呢？他的家有没有什么困难呢？他的子弟当中有没有可以出来作官的呢？如果有，你们就推荐他来。那意思就是说我还可以给他一个公务员指标。证明他对傅山很尊敬，这是很真诚的。他有没有虚伪的时候呢？我认为有。他去南京祭奠朱元璋墓时嚎啕大哭，这里面一定有虚伪的成份，我在写到这一段时设计的情节是，他去祭奠时，高士奇提了一下伍次友的死，这个时候，康熙的心里面充满了对伍次友的怀念，他爬在朱元璋墓前，哭的是伍次友。我想这是合乎逻辑的。南京是文人荟萃之地，他们看到康熙哭得这么伤心，心里都很感动。我们汉族的皇帝去山东孔庙祭供，行的都是二跪六叩首的礼，但是康熙进去以后行三跪九叩首的君臣大礼、父子大礼，表示他自己对于汉族这种统治术的禀赋和彻底地容纳。我们看看康熙写的诗、写的词、他对音乐的理解、对医学的理解、甚至写过地质方面的文章，在数学方面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的贡献，在各个方面做出的贡献应该都足以彪炳史册，因此我称他是“康熙大帝”。但是他又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中国的潘多拉，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人叫王熙凤，她的娘家是干什么的呢？粤、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这个职务从前明查到清末，只有康熙一个人设了这个职务，他开了20年的海禁，20年海禁贸易情况怎么样？从我们这儿出去的是茶叶、丝绸、瓷器、木材和香料。从外边运进来的是什么呢？是一船一船的银子，是这样的贸易顺差。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做了呢？因为有人到康熙跟前说这个话，说朱三太子就藏在海外，就在爪哇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带，万一朱三太子率领部队再回来，你是让位还是不让位呢？康熙赶快下令停止了开海禁。我们试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从康熙就延续下来，中国的工业革命能够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大致同步，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谁也说不清楚。康熙的个人素质极强、极好，但是没有把他的这种素质融入到他的工作之中，就像希腊神话里面的潘多拉，她是一个女神，她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了战争、饥饿、灾荒、瘟疫，潘多拉吓坏了，赶紧把盒子合上了，结果把希望和光明扣进了盒子里面。俄国的彼得大帝尽管各方面都比不上康熙，但是他当政时就开始狂热地修铁路，康熙本人没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支撑，即使他个人素质再强，也不能够把中国的道路进入光明的前途。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所以这些都证明了康熙确实是大帝。
别人说我的书是“帝王系列”，叫帝王系列也不错，但我自己称它是“落霞系列”，取自《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具备两个特点，第一个，它的灿烂性，另外一个，这个文化里蕴含的落后性、它的劣根性，文化里面很要命的东西在这个时期也展示出来了。乾隆就说过，我们除了钟表，什么也不需要他们的，这对生产力发展是严重的滞碍，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太阳即将落下，黑暗即将来临。我认为从道光年以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接着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东方的文明被摧得粉碎，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英主应该负一定的历史责任。因为康熙曾经有机会，或者说有可能能够对我们的社会有更大的建树，但是他没有做到。
封建社会整体来说都是虚伪的，都是残忍的，毛主席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打开《红楼梦》，里面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青面獠牙的人呢？很少嘛。里面的这些人处在一个虚伪的环境里面，处在虚伪的面纱后面，这样来表现封建社会。我的爸爸看了我的书以后给我说了这么一句感慨，他说解放啊，我就没想到你这样残忍。我说怎么啦？他说你这样的书让老年人看了感觉心惊肉跳。像康熙那样的一个人最后追求是什么东西呢？善终。他甚至在八月十五拜月的时候，向月亮祈求成全这一点心思，让我善终，让我成为一个不具有很大缺憾的人，我愿意减少我的寿命，换取上苍对我这样的恩赐。
康熙尽管是“大”，但是他也是封建王朝的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我们知道，历代皇帝交接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康熙也没有能够幸免。明代接班制度采取的是“水落石出”的办法，为了防止皇子们之间互相争夺皇位，就把太子一个人留在北京，其余的儿子都被分到各地，不许你干扰中央政府，更不允许带兵。这样做的结果确实是没有人与太子争夺位置，但是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些人都变成了无用的废物，这些废物又培养出了一大群废物。清代人接受了这个教训，采取了“水涨船高”的做法，给皇子们分配工作，太子是常务，有什么问题向太子汇报。既然有工作就有权利，康熙一共有36个儿子，活下来的有24个，这些孩子们身体倍棒，工作能力也倍棒，个人的政治体系也都很强，所以接班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绝的“九王夺帝”。我们看《雍正皇帝》第一本书就是九王夺帝，实际上他所有的儿子都卷入了这场斗争，连他最小的儿子，才4岁，也卷进去了，现在已经在发现了当时真正的传位诏书，实际上雍正是堂堂正正当上皇帝的，但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没法这样写，“传位于四子”和“传位十四子”这是最早的争论吗？按照清朝的文件规格，一边是满文、一边是汉文，是满汉合并的文件，你传位于四子也好，传位十四子也好，你改了汉文也改不了满文，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汉文的书写规则，“传位于四子”必须写成“传位于皇四子”，“传位十四子”必须别成“传位于皇十四子”，大家想一想，如果加上这个“皇”，那还能改吗？雍正和康熙的性格差异确实是很大，那么雍正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欣赏，而后继承王位呢？我在一个老年干部大学中讲过，我说假如你有一笔可观的遗产，你有几个儿子，整天算计你们老两口什么时候死，你们死了之后这笔遗产怎么瓜分，只有一个儿子不这样，他过来给你捶背，希望你健康平安，你会把财产给谁呢？雍正就努力表现这么的两条，一个是“诚”，一个是“孝”，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雍正有一个好儿子，就是乾隆，叫弘历，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就是因为一个好皇孙而选中了儿子。在乾隆幼年的时候曾随康熙去承德围猎，有一只狗熊被射中了，但是狗熊没有完全死，康熙大概想看一看，就过去了，还没有走到跟前，这个时候狗熊突然“人立而起”，像人一样就站起来了，康熙旁边的侍卫都吓得倒退，只有弘历拔剑往前走了一步，和这个熊对峙，过了一会儿，这个熊失血过多，倒下去了。由此康熙得出一个结论，“此子福大于朕”，这个孩子比我的福还要大，就把他带到自己的身边亲自培养。在那么多皇子皇孙当中，乾隆是唯一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孙子，所以康熙很可能认为，我已经在位61年了，雍正再能活，还能活多少年呢？我的孙子能确保大清江山三代不出问题。再一个，康熙有很多政治、经济问题自己解决不了，需要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康熙是个很讲人情的人，他三次亲征准噶尔，在这个战争当中与跟从他的人关系非常好，又是父子，又是君臣，同时又带有一点战友味，有些人把他从死人堆里面背出来，有些人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把自己剩下的干粮给他吃，有的人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自己喝马尿，把剩下的一点点水喂给他喝，但是战争胜利了之后他们的工资都不高，就去国库里面借钱。借到什么程度呢？康熙死的时候，国库里面的存银是700万两银子，经过雍正的一番争论，国库里面有了5000万两银子，这一听就不是一个概念，官员借银子可以，借走了就要不回来了，因为康熙拉不下来这个脸，但是他知道国库里面只有700万两银子是既不能打仗、也不能赈灾，也搞不成建设。我们可以看到曹寅家有这么一份资料，他给康熙送了5000两银子的养马费，康熙把这些银子全部退还了，说你欠国库那么多钱，不要给朕什么钱了，我给你个差事，你们弟兄两个人合伙赶快把这个钱还上，这样我才放心，你们这样做，朕要是百年之后，你们可怎么得了？这件事情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四个小心。曹寅不能完全领会这个东西，就亲自跑到北京去问，跪在康熙面前就说皇上你说百年之后的话，让我们听了很难受，即使你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也一定会选一个宽仁大度的皇上来做我们的主子，你不用担心。这说明曹寅在政治上不够敏锐。康熙给了他一句什么话呢？朕必选一位坚刚不可夺志之人来作尔等的主子。曹寅就没有听懂这个话。康熙的24个儿子当中，如果要找一个符合坚刚不可夺志的人来做这个接班人的话，那只有一个雍正。他没有听懂这个话，他也没有还清这个帐，曹家最后被抄家了。
雍正继承了王位之后，确实没有辜负康熙对他的期望，他在反腐治贪方面是个很有特色的皇帝，中国在这方面贡献的有三个皇帝：一个是武则天，一个是朱元璋，一个是雍正。武则天靠的是告密，朱元璋靠的是酷刑，贪污200两银子以上的，朱元璋就要把他剥了皮，然后用稻草撑起来风干，以警后人。他自己是个农民出身，对贪污腐败分子极度地痛恨，所以采取的手段也是很极端的，到了雍正时期靠的是制度，他用的是密折制度，信访工作做得比较好，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信息渠道。康熙年间，如果一个省的巡抚要拿掉一个县令不费吹灰之力，到了雍正年间就完全不同了，山东有一个县令，得罪了那个地方的巡抚，这个巡抚就开始给这个县令穿小鞋，同时给雍正上奏折，说这个人不称职，请求皇上免去他的县令职务。前两份奏折都依他，到了第三份奏折再上去时，雍正勃然大怒，就在上面批，某某某究竟与尔有何仇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不就是在你母亲做寿时只给你送了一双鞋吗？现在你降三级，他升三级！他的朱批谕旨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痛快”书，酣畅淋漓，很解渴，很适性。但是有时候他做事情也很极端，有的人说二老师，我们感觉到雍正很可爱，我说如果你碰上一个雍正式的领导人，你会很倒霉。雍朝著名的一个老官员，欠了国库1两2钱银子，被雍正逼得今天一个检查、明天一个检查就写个没完。还有个人雍正命令他回去闭门思过，在他走之前，雍正赐给他一块匾，匾上写了四个字“名教罪人”，这等于是国家最高首脑给你写了“无耻小人”四字，你回去以后挂在门上，这事情就做得很极端。有人拾金不昧，捡到钱上交，雍正奖励你的钱比你捡到的钱还要高，他认为这种行为值得大力提倡，一高兴就这样奖，结果人们到处说我也捡到钱了。雍正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火耗归公”，我们知道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还得是清知府，三年下来能拿到十万银。知府的工资是多少呢？各地都不一样，过去的官也分类，在大地方当官比在小地方当官挣钱要多一点，总体下来就是一百三四十两银子，三年清知府下来应该是420两银子，何来的10万两银子呢？这要从交纳赋税来说明，我们今天交的是现金、支票，在太原数的是10000块钱，拿到财政部仍旧是10000块钱，银子就不一样了，从太原装车，一路送到北京，银子在路上互相碰撞，掉渣，所以中央政府如果向太原府要一两银子，知府绝不敢只向老百姓要1两，你得要到1两1、1两2，送到北京时掉渣掉得还剩下一两，任务就完成了。车上掉下的渣扫在一块儿那就是一个大疙瘩，三年是多少呢？十万。三年清知府，不需要贪污十万两银子就有了，雍正说这些银子应该归公，火耗归公是一项收入，官绅一体纳粮是收入，摊丁入亩又是收入，在没有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经过努力，国库里面有了5000万两银子，这是雍正的贡献。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相对丰厚的国库底子，因为雍正在康雍乾三朝当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在位只有十三年，留下政绩是很可观的。
雍正的亲政也让人惊叹。秦始皇一天要看420斤书，当时是以竹子做的简。康熙也很勤政，雍正说我方方面面和父亲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唯亲政可自诩。我们看到雍正留下来的朱批谕旨，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就任时他都要亲自接见，边见边拿着笔不停地在批，教诲他们该干什么，回去该怎么工作，同时把对你的印象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是这些东西不往礼部交，不存你的档，只是做为个人的一个印象。等到下一次见你的时候再把上次写的东西拿出来进行对比。台湾和大陆的故宫中，雍正的朱批谕旨合起来是1000多万字。很巧，二月河写书也是写了十三年，我写了500多万字，雍正写了1000多万字，他还要接见大臣、视察工作，还要召开会议，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可以说雍正如何无能、如何糟糕，但他绝不可能是一个荒淫的皇帝，因为他没有时间玩女人。
有人问我，说你这个书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有多少假的呢？我说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任务，大部分都是真的，凡是他的一颦一笑，一喜一怒，此人头发是黑是白，这个二月河来当家，那种历史的真实性不只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合乎当时的人文理念，合乎当时人们的思想，合乎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论，历史的远近过程必须是真实的。我家里有一套《康熙起居注》，早上几点钟起床，几点钟更衣，出来以后几点钟进膳，吃过饭以后见谁，见面的时候说的都是什么话，都有详细的记载，难道说二月河把这本书拿过来坐在那里一翻译就说我这本书就叫《康熙大帝》吗？谁看啊？不可能的，你得经过加工，得有艺术的作品，这才能够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源于历史而高于历史，但是这种历史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又谈何容易呢？我刚才说过，我不是天才，一斤豆腐多少钱，一斤韭菜多少钱，一斤萝卜多少钱，我都得考虑进去，这种真实不是你坐在书斋里面凭想象就能想出来的。我们看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女侠客，骑着高头大马，脚也没有缠，跑到店里面去，从腰里面掏出一锭银子，说店小二给我打酒来。这个就让人觉得很出格了。你们见过找银子没有？从演员到导演都没有一个人知道银子是怎么花的、钱是怎么找的。银子是分成色的，市面上流通的银子从30%的含银量到99.97%的纯银都有，那拿到银子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辨别它的成色、识别它的真伪，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假币。如果你拿的银子是纯银，亮晃晃的，那都是国库里面的银子，你拿到市面上去随便花，马上衙门要找你的。银子的计量单位在座的你们能说到五位数以上吗？能说到两、钱、分、厘、毫，那就可以了，实际上银子的计量单位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十三位：钱、分、厘、毫、丝、忽、征、线、尘、埃、渺、漠、灰，都要给你算进去，哪是这么大一锭银子。我们在《红楼梦》里面看到的情况都是真实的，四十个人喝一晚上酒是3两2钱银子，三两银子要盖三间房子，可供穷人八口之家过一年。再比如去住店，伙计马上把洗脸水给你端上来，同时问你，客官，你吃点什么东西，那是按照我们现在五星级宾馆去考虑当时的，行李是让你自己带的，饮食方面店里面只给你提供炊具，店里只给你提供一张空床和锅碗瓢盆。有一个词不是叫“打尖”吗？打尖的“尖”字实际上是火字之误写，你到一个地方要打火做饭，那么有没有地方又关心你的洗漱，还给你端盘子呢？也有，妓院。那不是正经地方。我们对于明清时期的这种社会、物价不了解，就根本无法下笔来写《康熙大帝》，比如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买字画、买古董，这都是当时很贴近人们生活的东西，这些东西写出来才能构成艺术的真实。
2001年美国中国贸易中心图书博览会给了我一个奖，叫做“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我挺高兴，我得了这么多奖，有两个奖比较高兴，一个是香港的中学生给我的一个奖，再一个就是这个奖，倒也不是因为它是洋人给我的，是因为这个奖是这样参与的，一是图书馆的借阅率，一是书店里面的销售率，都是电脑控制的，还有读者的投票率，同样是电脑控制的，评出来谁就是谁。不是说几个专家好吃好喝的，擦着油光光的嘴，说咱们给谁一个奖吧，于是这个奖就产生了。我认为这个奖比较公正。这个奖为什么评了一次，就给了我呢？我想了想，觉得这里面文化含量比较高，洋人他在外面生活，吃着面包，喝着洋水，对我们的祖国有另外一种情结，二月河的书让他有回归故乡的感觉，所以就给二月河了。
有人说二月河你也不要吹，你的诗词写得也一般化，这个我也知道。我知道我的诗词不地道，我的书里面有一半诗词是我自创的，有一半诗词是成品作。这些成品作我全部取的是名人肯定了的无名氏的作品。。我就死活也不说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成品名作。我自己创作当然也有艰辛，但是今天不是讲这个，今天讲的是真实性，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善的，才是美的，才能够被愿意接受真善美的读者认同。这些历史人物中有我自己的爱憎，比如《乾隆皇帝》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福康安，我们打开历史资料看，说福康安坏话的人比较多，但是在我的书里面，对他的歌颂比较多，福康安他爹傅恒是当朝宰相，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个高干子弟，但是他一辈子没有打败仗，在清代康熙之后他是为一个不是爱新觉罗氏而封王的人。就是因为他很能打仗，他说话很直，不养人。台湾有一个人叫林爽文，在台湾这个地方抢劫，是福康安带兵去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内战他内行，外战他也内行，新疆的问题最后一次是福康安稳定的，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侵略我们的西藏，兵已经进了西藏境内，是福康安带兵一直打到了加德满都，解决了西藏问题。如果没有福康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解决西藏问题要费劲得多，解决新疆问题也费劲得多，解决台湾问题也费劲。他为我们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尽管有些小缺点，二月河不在意了，他有这么大的工作能力，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骄傲自满等等这些毛病也应该不足挂齿。当然我对他也有讽刺，你比如说他比较骄傲自满，我就设计了一个模样，他要吃牛肉，他不吃洛阳的牛肉，要吃南阳的牛肉，把牛从洛阳赶到南阳他才吃，结果这个牛肉煮不熟，结果又忘了带硝，就上了锅台尿了一泡，他就吃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玩笑。
总而言之，一些大事你不可以胡编乱造，比如李光地和陈梦雷是清初很大的一个疑案，两个人是福建老乡，同时又是同年的进士，同朝为官，原来是刎颈之交，最好的朋友，三藩之乱以后两个人都去福建探家，探家的时候俩人就商量（因为李光地在康熙这儿工作，陈梦雷跑到敌军那儿去工作，将来如果康熙审理的话，李光地要给陈梦雷做政治上的保证，这个事根据我当时的分析，很可能两个人是这样商量的）：你在康熙那边，我在耿精忠这边，如果三藩胜利了，我就出来保你；如果康熙胜利了，你就出来保我。结果康熙胜利以后，陈梦雷作为战俘，就说我当时是地下工作者，由李光地来给我证明，但是当时找李光地了，他不承认，说没那回事。陈梦雷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这样给搞垮了，康熙最后爱才，把他分到了老三的府上，修《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我们看到《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就是陈梦雷。从文化上来讲，这或许是一件幸事，但是当时陈梦雷写过一篇《与光地兄绝交书》，风行天下，直到现在也让史学界的学者感到头疼。但是李光地赞成打台湾，虽然李光地和明珠这两人都让人感到反感，但是人家赞成打台湾是一个历史事实，要按照这样来写。
总而言之，要掌握历史的真实性不能仅仅是读历史书籍，要讲究艺术的真实性，就必须掌握当时大量的人文资料，这样才能够使这部书配合起来走进千家万户、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心目当中去。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200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