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走访那一条静静流淌在南阳盆地的二月河。
二月河其人，颇有些传奇色彩。在82年红学研讨会上拍案而起，一个无名小卒脱口而出“康熙由我来写”；记忆力特强，一个早上背会老三篇之类的逸事早已传诵世间。但他一门两烈士，父母都是立下过战功的抗日英雄，这些却鲜为人知。
应该说，二月河从父母处受益良多。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高强的智力、敏捷的思维，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强坚毅的胆略。然而这样杰出的双亲却为那个时代所限，虽创了功业，仕途上却屡有蹉跌，只因“阶级成分”是富农而已。这大概就是先生奋发向上最原始的动力，“他们没做到，我要做”。
常人往往不明白，蜗居在几平方的斗室中忍耐着严寒酷暑，二十年如一日地伏案苦写，甚至胳膊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支持着二月河的精神动力何在？就曾有朋友不解地问我：“他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名吗？”但是怀着这样的疑窦转问先生，先生却毫不含糊地声明，他在写作的时候从未觉得吃苦，“跟吃苦都不搅”。恰恰相反，先生在写作中得到的愉悦感，远远凌驾在苦痛之上。
这愉悦，或许正生发于寂寞。先生曾谈到生活中，可与坐谈者寥寥，看他那时的神态，真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味道。这种强烈的寂寞感，促使他把所有的精神气力倾注到作品中去。没有可资谈话的对象么？好的，一支笔，一叠稿纸，就可以和自己的作品倾谈古今。功名利禄倒在其次，最重要的，在这一刻，先生不再是孤独的。
82年立志写康熙，85年出版《康熙大帝》第一部《夺宫》的二月河，相比起来虽出道年月尚浅，还不象金大侠一般“凡有华人处，必有金庸作品”，但也称得上“天下谁人不识君”了。谈到对读者的反馈，先生坦承，比起专业评论家，自己更加看重普通读者的意见。不是说忽视专家的意见，只是“工薪阶层拿钱买书，更值得尊敬和重视”。先生所得荣誉多矣，但他最重视的两个奖项，一个是美国的“海外最受欢迎的华人作家”奖，一个是香港中学生评选出的读书奖。前者是依据图书馆借阅率、书店销售率、读者投票率等多种调查结果评出的奖项，自然最能直接体现读者的意向；后者呢，恰说明了中学生年龄段的年轻人对先生的作品也能读得懂，并且喜欢读，这可着实叫先生欣慰。
大约是在《康熙大帝》刚刚完稿后，当有人问到先生自觉最象他书中哪个人物时，先生回答“伍次友”。二月河书中，每多隐于幕后为帝王师的谋臣，如伍次友，如方苞，如邬思道。当时先生自比伍次友，还道是后几个人物形象尚未成型，只有拿已写出的人物做比。但细想想，比起“机算阴谋遭鬼神之忌”的方苞，比起自认“阴谋家”的邬思道，铮铮铁骨中带着清高出世的伍次友，怕才是“理智刚烈，心地慈软”的二月河心目中理想的寄托。至今难忘《康熙大帝》中这样一个细节。曾为康熙帝师傅的伍次友被吴三桂所擒，要逼问他康熙对抗三藩的战略。伍次友笑问押解他的从人：“你见过国士之风么？”言毕毫不犹疑地蹈水自尽。
30岁之前读完了二十四史，37岁才立志写小说，44岁方始成名的二月河，他的前半生都是在“厚积”。和二月河先生交谈，常常会同时惊佩于他对人情世事的洞察和不汲汲于名利的崖岸高峻。这两种品质，本来颇有点互相排斥的。纵然其貌不扬、边幅不修，但言谈间自有雍容气度在。这气度，大概就来自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立足历史的高瞻远瞩吧。先生身边的密友，往往笑称他“皇上”，这，不单单由于他是因帝王系列扬名于世的。
准确地说，二月河本人对“帝王系列”这个说法是不大赞同的。早在几年前，他就将自己五百万字的煌煌巨著十三卷定名为“落霞系列”。究其寓意，是比拟康雍乾三朝盛世虽如天边落霞一般灿烂华美，然而毕竟已是日薄西山不可逆转，总不过回光返照而已。
先生自小居于黄河边，听得满耳轰轰发发的涛声，对黄河别有一分眷恋之情。因此他就将康雍乾三部书比做黄河：《康熙大帝》如冲波逆折的上游，“以传奇风格构思小说的正当矛盾冲突”；《雍正皇帝》如九曲十八弯的中游，“斗争有戏，过瘾”；《乾隆皇帝》如一漫平川的下游，“从社会人文角度思索更多一点，长河到了下游，江面宽阔，波澜不惊，但旋涡都在水下”。到了乾隆末季，看起来依旧壮阔，但江河日下之势已是一览无余了。
这也正是先生创作的本意。曾有人质疑：“二月河津津乐道于宫闱政变和政治斗争，是否对封建主义和封建帝王褒扬太过？”先生认为不是的。他自认创作中“有一定的自然主义倾向”。描写重于评论。“作家应该提出社会问题，但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和责任”。三部著作，之所以定名“落霞”，正是想开宗明义，点出清朝这个封建社会由成熟到腐烂的必然趋势。先生对我们文化中积淀的一些陈腐的东西可谓深恶痛绝，他说：“封建制度是既温情脉脉又残酷无情。”可怕的是“非常容易被人接受”。“中国含蓄的虚伪，就象中药一样，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不治。”
读二月河的作品，往往惊叹于他对清朝社会描写的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这种强烈的真实感从何而来？典籍资料书店里都可买得到，历史小说多了去，二月河作品高屋建瓴之处在何？先生强调，写历史小说一定要多读志书，读前人的笔记、日记。现在人读史书，多喜欢读故事性强的列传，本纪，但是只读这些，只能写出故事梗概。志书笔记与之相较，虽然枯燥无味，但是能最真切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世情百态。举个例子说明，一个铜钱在清朝值多少“钱”？先生笑着说，一个铜钱，可以买两个窝窝头，这是他从清人笔记中查阅到的。这样写到文章里，真实感便跃然而出。更重要的，这些琐屑小事折射出的，是国计民生。经济决定政治，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问到先生的近况，先生又点上一支烟，目光变得深沉凝重：“一个冷的作家到一个热门作家，我觉得受了腐化。社会捧我到不可承受的高度，世俗的东西使我漂起来了，做了不该做的事，具体又很难摆脱……这些有时需要一点，但总体是有害的。”随之又爽然一笑：“我还是理性健康的，始终明白我在做什么。”
临起身时，言犹未及地追问先生对网络上一些比较激烈的评论有何看法。先生宽厚地笑着看我：“现在谁说我啥我我早已无所谓了，孩儿。”